秋风秋雨入茶来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初代总裁后藤新平，接受东京帝大的白鸟库吉（1865-1942）的建议，在满铁东京支社里成立了满铁历史调查部。
满铁并不是普通的铁道会社，而是经营日俄战争后获得的满洲权益的国策会社，所以满铁出资赞助满洲历史的研究也算是有道理。渤海国历史的研究也算是“满洲史”研究的一环。大正四年（1915）满铁历史调查部关闭，其研究事业由东京帝大接手。
中国，不管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对于满洲历史和渤海国历史的研究，都比日本要慢了一步。满洲国建国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匆匆写了《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32）主张满洲自古是中国领土。但《东北史纲》写的太仓促，内容并不完备，后来由金毓黼的《东北通史》（国立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 1941）补足。在抗日历史语境下写成的东北史，渤海国史当然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其实和中国、日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朝鲜历史学对于渤海国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渤海国灭亡（926被契丹灭）同时期成立的高丽，在中期以后逐渐对北进策失去了兴趣，在官撰史书《三国史记》（1145）中已经将渤海国排除于记述对象之外。朝鲜李朝（国号朝鲜）继承了这种历史认识，即渤海国不属于朝鲜历史的范围。李朝后期的实学者柳得恭（1748-1807）在著作《渤海考》（1794）中，认为渤海国是朝鲜史的一部分，但这种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并不占主流。直到近代，即朝鲜民族主义史学诞生后，认识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毎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传》所描述的理想人格，与扬雄有很大的重叠。
《五柳先生》“闲静少言”，扬雄也口吃寡默。《汉书 扬雄传》言其“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
《五柳先生》“不慕荣利”，“赞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让人联想到扬雄。《汉书 扬雄传》记载扬雄“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连“晏如也”三字也同样用于《五柳先生传》中。

《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汉书》记载“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汉书 扬雄传》班固赞云：“（扬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陶渊明《饮酒诗》亦云：“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

顺便说一下，左思也是口讷，出身清贫。他的《咏史诗八首 其四》描写扬雄：“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中共六届中央委员张金保回忆刘少奇在建国初期针对某些党员想不通的情况说过这么一句名言：“现在想不通，将来开除你的党籍就想通了。”

中国少数民族干部很少能升到中共中央最高级别的位置（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点跟前苏联就很不一样。蒙古族的乌兰夫一度成为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其他人我就没有印象了。少数民族自治区主席虽然任命于少数民族干部，但是同自治区党委书记原则上只限于汉族。

今天看到一篇日本1950年的谈话记录《日本軍隊の崩壊》（收《东洋文化》1950年第3期），主要内容是饭塚浩二采访饭田林二和小松元一两名前日本陆军军官，请他们谈一谈听到天皇停战诏书广播后当时的情状和军队的反应。饭田当时是野战炮兵学校的教官，小松则所属于一支驻扎东京的保护皇宫的陆军部队。其中《能把全体国民都带到死路上去的心境》的一段很有意思。我翻译如下：

    饭塚：现实中胜利已经完全属于敌人了，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的前提下，虽然跟中国的抗战的性质不同，然而还要将战争进行下去，不惜将全体国民都带到死路上去。这种信念的成立，一定是基于某种超常识、超现实的原理吧，那是什么？

   小松：在军人当中，就是所谓为献身陛下而战，即使全死了，日本也不会败（的信念）。现在想来，是被神秘的观念给附身了。即使所有人都在战场上死了，还可以进行“灵的突击”（译者注：attack of ghosts），乃至在日本本土也打算这样搞。

   饭塚：这是真的哩。战场上勇者即使毙命了，也可以被引入瓦尔哈拉宫（译者注：北欧神话中的英魂祠。勇士如果在战争中死去，女武神会引导他们的亡灵进入瓦尔哈拉宫）。二十世纪中叶还当真，那是很罕见的了，古日耳曼神话世界中确是这样的。

   小松：比方说，即使全死了我们也不会败。 或者说，我们全死了以后就能升上高天原，持这种信仰的大有人在呢。所以呢，说他们打胜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蛮有意思。

   饭田：在士官学校，接受纯粹的军队教育的人的思想是这样的：结局就是全死了、或者胜利了。虽然不知道胜利是什么意思，但是投降啊打败啊是不能考虑的。所谓打败，哪怕一个人都没有了，只有说“我败了”，那才算是打败了，当时的思想彻底到这种地步。

   小松：比如说，即使自己人都死光了，精神上还是迈向了更高的地方。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这种逻辑）在战场上也多有表现。比如“玉碎”（注：即自杀式冲锋），即使全体都死光了，指挥官和士兵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了，而是抱着非常崇高的、（灵魂）回归于一的观念。

这里所说的奔袭战，专指冷兵器时代那种靠徒步急行军，长途奔袭以后歼敌的那种打法。因为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和后勤体系的支持，在冷兵器时代选择奔袭战具有相当的风险。不仅长途奔袭后士兵都疲惫不堪，敌方是以逸待劳，更因为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内成功与敌接战的话，就会陷入后勤断绝的危险中。比如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就是一个打奔袭战的高手，特别善于长途包抄和在撤退过程中杀回马枪，故湖北有“三十检点回马枪”的美谚（冈村宁次大将就特别钻研和赞赏陈玉成的战法）。即便是陈玉成，在1861年春长途奔袭佯攻武汉，再突然折回，企图解救安庆之围的经典战例中，也因为曾国荃据壕固守而受挫。

    正因为有很高的风险，所以是否选择奔袭战主动接敌、能否依靠奔袭战取得绝对性胜利，是我判断古人有无军事才能时喜欢使用的一个参考系。比如卫青、霍去病、邓艾、李愬、狄青等名将，无不是依靠奔袭而立下不刊之战功。相反曾国藩就只会据点接战，曾国荃更单调，只会围城。曾国藩说自己并非长于用兵，这并不是自谦的话。

    同样的道理。项羽个人很勇武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项羽会不会用兵呢？他是一员名将呢，还是止于匹夫之勇？在胜利者一方所留下的历史书写中，很容易给人造成项羽有肌肉没大脑的印象。比如说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还有一次是楚汉军在广武对峙。项王挑战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把项羽描绘的好像一个弱智一样。

    但是从《楚汉春秋》所记录的项羽楚军的战例来看，可以断定项羽的军事才能是非常优秀的。而刘邦则基本不懂用兵之道。有很多方面可以证明项羽善于用兵，这里只讲奔袭战的方面。

   我读秦末汉初这段历史的时候，对项楚军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其奔袭作战能力超强。举三场战例：

   先是巨鹿之战。根据汉朝史书的记载，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宋义救赵，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暴走，杀宋义，代为上将军，遣英布、蒲将军率偏师二万渡河，战少利，项羽又暴走，率全军渡河，沈船破釜，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自杀。“当时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写的很生动，但是如果不了解背景的话，会让人感觉上将军项羽更像是一个赌狂。这里牵涉到“全军渡河”的河是哪条河的问题。史学界主流一般认为河是黄河，宋义屯军观望的安阳不是那个出土甲骨文的安阳（在黄河北），而是位于黄河南。假使项羽从白马津渡黄河，急速赶到巨鹿战场，航空距离在180公里以上，持三日粮，则项楚军平均每天要跑60公里，而且还要强渡漳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有的史学家不相信项羽是渡过黄河后破釜沉舟，而是渡过漳水后破釜沉舟（比如张守节《史记正义》）。虽然我也认为渡漳水后持三日粮比较贴近常识，但原文既然说“项羽乃悉引兵渡河”，在没有决定性翻案证据的前提下，还是姑且认为是黄河吧。

    宋义在黄河以南止兵观望是有道理的。当时章邯军二十余万在巨鹿南筑甬道输送军粮，王离、涉间等将率主力（估计在二十万以上）围攻巨鹿。王离不是菜鸟。蒙恬当年在北方与匈奴作战，王离就是副将。章邯带的二十万军队主要是由骊山刑徒编成的，而王离带的部队则是长年在河套防边的秦军精锐。如果项羽敢于让军队日行60公里，抓住战机，猝然逆袭正在围城的王离部秦军，正是项羽的用兵才能非同一般的证据。巨鹿之战造成秦军的主力在函谷关以东被全歼，章邯立刻就投降了。可以说巨鹿之战结束后，亡秦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个战例也是非常经典。那是（汉二年春）刘邦彻底撕下伪装，出师函谷关，掀起楚汉全面战争的时候。当时项军滞留在山东省中部镇压田横的叛乱，刘邦挟持五诸侯兵五十六万攻入项楚大本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羽在山东听到消息后，留诸将击齐，自己率领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火速穿过鲁西山区的鞍部，兜了一大圈，绕到彭城西面发动奇袭（刘邦可能想当然的认为项羽会沿沂水南下，在彭城东面列阵）。结果“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应该说彭城之战的难度比巨鹿之战要更大一些（虽然汉军比秦军sui多了）。项羽此次奔袭距离超过400公里，突然出现在刘邦军的背后，以三万精兵主动逆袭五十六万联军，且歼灭汉军二十万以上。你能说项羽的胜利是侥幸，项羽是匹夫之勇吗？比起项羽，刘邦拿下空城彭城后、在不明项军主力动向的情况下“日置酒高会”，被小股敌军袭击就全线溃败的表现，简直就是用兵的蠢才。彭城之战对于楚汉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此役之后，所有的诸侯（赵、魏、代、齐）都义无反顾地投向项羽的阵营，与刘邦对立了。在韩信横空出世横扫华北之前，战线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荥阳-成皋一线。刘邦从关中向东运粮不利，苦苦支撑。

     项羽在鲁东收到彭城失陷的坏消息，立刻率精兵南驰机动，于彭城击破联军，假设强行军一周的话，每天就要跑60公里！大胜后又南追了100多公里，将十多万汉军赶入雎水。实在是非常强大的机动力。

    第三个战例有点悲凉。那是汉王四年，韩信已经横扫山西、河北、山东，战略形势发生决定性逆转。军事无能的刘邦两年来依然未能出荥阳-成皋战线寸步，但是黄河以北和山东的诸侯国已被韩信悉数平定，大将司马龙且救齐，也被韩信大破，司马龙且战死。彭越得以肆无忌惮地渡过黄河“绝楚粮”，骚扰项羽的后勤线。项王无奈只得率军东救，临走前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怎么说来着？项羽说：“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项羽在军事上是非常老练的。第一，项羽要求曹咎据险勿出。第二，项羽可以预测击败彭越军的时间。只有对敌我态势非常了如指掌、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圆熟的基础上，才能如此精确地预测战斗的进程。项羽的这个叮嘱很有名将的气场。从成皋赶到陈留，航空距离100公里以上，是项羽比较擅长的奔袭作战。

    结果我们都知道，很悲惨。汉军辱曹咎军五六日，曹咎实在气不过，“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三员大将自刭汜水上。可以说，成皋之败后，项羽的失败已经是时间的问题了。

   当时项羽已经追击彭越到睢阳了，得知大司马曹咎军败的消息后，立刻引兵西还。从睢阳到成皋的航空距离大约有200公里，“汉军方围锺离眛於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项军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从成皋追到睢阳，跟彭越军作战，在得知成皋失守后又长途奔回来救火，跑了400公里以上的长路。成皋失守，大司马曹咎和塞王司马欣自杀，项军士气必然大为受挫。而刘邦趁胜之师居然反而畏惧楚军，项军一至，都化整为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了。在这种条件下刘邦还能败，真亏他啊。可以说刘邦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战败的男人了。

     总之，项羽的军事才能非常优秀，可跻身古来一流名将之列而无愧。而刘邦在用兵方面则才能平平（这在反秦作战中就看出来了。在项羽于巨鹿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刘邦被阻挡在定陶-昌邑一线，兜来兜去，完全打不开局面）。刘邦之所以最终得了天下，是因为他懂政治。 

今天翻小岛毅教授写的《中国思想と宗教の奔流：宋》（收讲谈社《中国历史》第七册），看到他对“澶渊之盟”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这样写的：

    “宋派曹利用作为使者前往契丹营中的时候，宋真宗交代他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但是，寇准把曹利用叫住，恐吓他说‘若超出三十万，我必杀汝！’曹利用杀价到三十万。及还，未及见，真宗遣内侍问所费多少，曹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以三指加颊，内侍入白‘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了。”帷宫浅薄，曹利用具闻其语。既对，曹利用再三称罪‘臣许之银绢过多。’上问‘几何？’对曰‘三十万。’真宗大喜过望。

    如此，契丹军退，两军合计数十万以上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得以避免。两国的统治者拥有通过交涉而解决事态的智慧，以及扬起来的拳头又收回去的勇气。用儒教、佛教的立场来说，统治者拥有不忍无辜的一般民众受到战争蹂躏的仁爱心和慈悲的情怀。从澶渊之盟到现在又过了一千年，人类到底是变得更加聪明了呢，还是变得更加愚蠢了呢？

    这个和约意味着：石重贵撕毁了石敬瑭与契丹订立的盟约以后持续了五十年以上的华北政权与契丹的交战状态得以终结。在和约中，双方互称‘大契丹国’‘大宋国’，奠定了平等的外交关系。两国皇帝拟为兄弟。宋朝每年赠送契丹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通过这种无偿经济援助的方式，可以说是用非常便宜的代价换来的和平。至宋徽宗为夺还幽云十六州而单方面撕毁和约为止，澶渊之盟在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时间中被遵守着。”

       看到小岛毅教授的这段评价，我真是非常的感慨。在北大本科时上“中国通史”必修课（每节课我都要睡着），指定教科书是复旦樊树志教授写的《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樊氏对“澶渊之盟”的历史地位是这样评价的：

      “宋方以如此沉重的代价换得辽方的撤兵，宋真宗还大喜过望，庆祝胜利。……真宗的继承者仁宗仍然奉行屈辱求和方针，不修边防，辽兵扬言南下立刻派官求和，以此来谋求边境的苟安。黄仁宇认为，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保持力量的平衡。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以妥协换来的虚假平衡。宋对辽如此屈辱忍让，反映了朝廷上下缺乏抗敌信心。……澶渊之盟是宋对辽屈辱外交的开端，虽然换来了河北二十多年的和平，却后患无穷。初时对辽是否能长期信守盟约疑虑不定，后来宋对盟约的疑虑渐释，君臣边将戒心日弛，防务荒废，为日后的‘靖康之变’埋下了祸根。……宋对辽、西夏的妥协，反映了宋的积弱已相当严重了。《全球通史》中戏称：宋朝皇帝每年要向游牧民‘送礼’，是宋朝一个致命的弱点，游牧民入侵十分容易。”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小岛毅教授具有一种文明论、或者人道主义的历史判断基准，我们长期缺乏一种人文科学的训练，历史学只是充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而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批判现状的普世的哲学基础。

上次有个台湾人问起：“道教为什么叫做道教？”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大吧。随便说两句。

最初被称为“道教”的是儒教。（《墨子.非儒下》“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东汉末）《牟子理惑论》“孔子以五经为道教。”）

所谓“道教”，就是用道来“教化”的意思。只有儒教有这样的地位。道家、墨家只是“一家之言”。道教之道，自然是儒家之“道”（《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就是韩愈所谓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

虽然只有儒家可以“以道教民”，但是自称拥有“道术”的并不仅限于儒家。凡是“治国治身之术”都可以称为“道术”。《庄子.天下篇》：“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銒、尹文闻其风而悦之。”“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等等。

治国治身之术，除了叫做“道术”，也可以叫做“方术”（《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荀子.尧问》“德若尧舜，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简称“术”（《史记孟荀列传》：慎到，田骈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通晓某种道术的人才，叫做道士、道人。《庄子.天下》“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汉书.京房传》“上封事曰：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颜师古注：道人，有道术之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此言神无离形，而气多内充，而忍饥寒也。”

《道德经》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都是这个意思。《庄子天下篇》将老聃誉为“真人”（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这是比“道人”更高级的一种称呼。

因为“道术”和“方术”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道士”也可以叫做“术士”。《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这里说的“术士”不是指神仙家，而是指掌握道术的专家。

随着神仙家、方技思想的兴起，“道术”“方术”这些词汇的意义也越来越堕落了。（《初学记》卷二〇引） 《七略》“论方技为四家：有医经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神仙思想也可以是一种道术（《汉书.郊祀志》谷永上书成帝“甘心于神仙之道”；《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有邹衍《重道延命方》；《后汉书.济南王康传》“（章）帝特留苍，赐以祕书列仙图，道术秘方。”）方技也可以是一种道术（《史记.扁鹊仓公传》“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房中？）禁书。”)

所谓“学道”，亦可指学习神仙方术的行为。（《后汉书》卷七五《刘焉》“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弘，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五斗米。”）

只要是掌握某种神仙方、或者术数方技的人，皆可称为“道士”“术士”——这类人，如果要较真的话应该叫做“方士”“神仙家”比较妥当，但在汉代已经慢慢融合混淆了。或者说，在汉代一说到“道士”“术士”，给人的一般印象就是“方士”，而不是“古之道人”了。

 如 《汉书.王莽传》“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这个西门君惠就是一个方士。（《太平御览》卷七二〇引）桓谭《新论》：“曲阳侯王根迎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养生却老之术。”

 再举一例，桓谭《新论》“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至。”道士王仲都本质上是一个方士。

《论衡.自然》“武帝幸王夫人，死，思见其形。道士以方术作王夫人形。”《后汉书》卷二十《祭遵传》光武建武三年（27），“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 《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许曼》许曼祖父“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

 以上文献所谓的“道士”，都是方士的意思。

 最晚至东汉，方士甚至可以被称为“道人”（王充《论衡道虚》“世或言：东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变姓易名，游宦汉朝。外有仕宦之名，内乃度世之人。此又虚也。”),乃至“有道之人”“得道之人”（《论衡.道虚》“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今世所谓得道之人，李少君之类也。……好道学仙之人。”）

顺便说一下，佛教刚传入中土的时候，僧侣也被称为道士、道人。（《世说新语》“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广弘明集》卷八引（北周）释道安《二教论》：“自于上代爰至符姚，皆呼众僧以为道士，至寇谦之，始窃道士之号，私易祭酒之名。”）

前面已经说了，汉魏时期，“道教”这个词还是儒教的意思。而汉代指称“道教（Religion of Daoism）”这个概念的一个词汇是“道家”，这个意思也是比较晚出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将《伊尹》《太公》《鬻子》《老子》《文子》《关尹子》《庄子》《列子》《田子》《老莱子》《黔娄子》《鹖冠子》《黄帝》等三十七家统称为“道家”（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还是表示诸子百家的意思。而东汉王充的著作中用“道家”这个词呼指“道教”的例子就比较多了（《论衡道虚》“道家相夸曰：真人食气。”“道家或以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 “道家或以服食药物，轻身益气，延年度世。此又虚也。”）可能到了东汉，这个意义已经相当普及了。东汉末《牟子理惑论序》“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

用“道家”称呼“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很普遍。比如（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即云：“道家之原出于老子。”

那么“道家”之“道”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还是主要指具体的跟神仙方技思想相关的道术的意思吧？

具体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文献中的是“方仙道”。（《史记.封禅书》“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後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

最晚至东汉时期，“黄老道”开始盛行。 （《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黄老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王充《论衡.道虚》“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夫人以精神为寿命，精神不伤则寿命长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逾百度世，为真人矣。”）

东汉末期教团蜂起，如三张的太平道，张修的五斗米道，张鲁的鬼道……，其根底依然是基于“黄老道”。（《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

那么，道教（Religion of Daoism）这个称谓起于何时呢？

目前找到的最早的记载是（东汉）郭宪《洞冥记》的一句话：“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对于这个文献的真实性，有些学者表示怀疑。我个人也觉得怀疑。就算这个文献是真的，在当时“道教”这个概念也没有普及。

比较可信的材料是《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五世纪中期，太上老君降临对寇谦之说：“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不过这个词没有流行，寇谦之自己在著作中依然将道教称为“道家”。当时的人也将佛教称为“道教”“道法”。

酒井忠夫、福井文雅在《什么是道教》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最早有意识地使用“道教”这个词汇，表达与佛教相区别的概念，始于五世纪后期南齐顾欢（c.420-483）的《夷夏论》（《南齐书》卷五四）“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

酒井、福井认为顾欢《夷夏论》一文的影响力很大，即使是佛教徒的刘勰，也会在与佛教对举的意义上使用道教这个词（梁代.刘勰《灭惑论》“三教真伪，焕然易辨。夫佛法炼神，道教炼形。”)，但是刘勰在单独指涉道教时，还是使用传统的“道家”一词（《灭惑论》“案道家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

 酒井、福井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没有检证过，聊备一说，将来有机会的话再探讨。

写作是属于男性的领域，author 和authority的词源是相同的（即‘生出’）。女性一直是文学的客体，是被描写的对象，拿起笔来写作的女性会被视为是闯入男性专属领域的不祥的存在。在家长制时代的欧洲，男性笔下只有两种形象的女性，不是“被动的女主人公”，就是“恐怖的魔女”。女人被撕裂为“天使”和“魔鬼”的两极。

    《白雪公主》中就没有正常的女性，只有“善、恶”的两极，即“被动的、纯洁的白雪公主”和“邪恶的魔女王妃”。白雪公主和王妃都是客体。王妃是从镜子的评判中生长出来的邪物。会说话的镜子“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就是你，王妃。”“全世界最美的女人现在是白雪公主。”——象征了男性的视线。在男性的眼中，随着白雪公主慢慢发育长大，已经出落得比王妃更美丽了。根据“天使—魔鬼”的铁律，年老的王妃不得不堕落成为丑陋的妖怪。

    白雪公主则是“被动的女主人公”的典型：她是贞洁的、水晶般的无垢的、楚楚可怜的、是男人“冥想中的纯洁”的理想的体现、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宛如家庭天使般的白雪公主，只能是孩子的形象，因为她必须是童真的、顺服的heroine。

    故事的自始至终，白雪公主没有任何作为：她先是被王妃杀，被正直的武士救了，然后是被善良的小矮人收容，然后再次被王妃杀，死了以后还要放在水晶棺中（让男人继续赏玩），再次被王子拯救，获得了幸福。白雪公主唯一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所做的事情就是买了巫婆的苹果吃（想起了夏娃的自由意志）。童话告诉我们，女人只要是依据自己的意志而行动，必然会招来不幸的结果。

     顺服的白雪公主成为王妃后，当真就幸福了吗？否。她只不过成为男人的新的评判对象，进入到镜子的世界的槛中。被动的白雪公主不过是从一个透明的水晶棺材中走出来，走进另一个透明的封闭的空间中去罢了（这个透明的封闭空间就是男人的视线）。我们回想一下的话，王妃为甚么会堕入邪恶、丑陋的状态呢？不正是因为当初魔镜说：“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是王妃”，后来却转变为“白雪公主”了吗。我们假想一下，如果白雪公主结婚后生了女儿会怎么样呢？随着女儿日渐成长、熠熠生光，作为母亲的“白雪公主”却日渐丑陋。今日的白雪公主不正是明日的王妃吗……是的！“纯洁无垢的”白雪公主和“邪恶丑陋”的王妃其实是同一个人，是在男人的视线中被强行撕成两半的女人的光和影。

    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79)

从中国的长时段历史来看，应当说是一个由北而南、渐渐趋于干旱化的过程。近两年的新闻中，频繁出现长江流域、甚至西南内陆地区出现大面积干旱的报导，不能不令我产生一些担心。

 举个南北朝时期的例子。拓跋珪征服河北后，曾移入数十万劳动力充实桑乾地（今山西北部）的农业生产。史载，魏太武帝时期的大同近畿，农熟时“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魏书》）。而六世纪初（彼时魏孝文帝已迁都洛阳），郦道元游历此地后记载：“东湖西浦，渊漳相接，水至清浅。晨凫夕鹰，泛滥其上；黛甲素鳞。潜跃其下。”“弱柳荫街，丝杨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围溉，长塘曲池，所在布濩。”（《水经注》）

如果来到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如何能够想象一千多年前那种河网密布、猪鹿出没（说明当地森林覆盖）的景象呢？然而，气候、水土状况的变迁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

 新石器时代以降，中国长江以北的水土条件的第一次剧变，当追溯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农业大开发。

《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相子产的话说：“昔我先君（郑）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西周末年，郑国人曾经与“商人”（殷遗民，宋国人）合作开发洛邑一带，“斩之蓬蒿藜藿”，可知当时河南省中南部还是灌木森林地貌。进入战国时代后，一是由于铁器的普及，二是农业集权国家的赋税机制的强化，废井田、开阡陌——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砍伐，湿地被排干，继而被平整为农田。

跟商代、周初的半狩猎、半农耕采集的经济形态相比，战国时期各国基本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农耕经济。一开始民众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一来完全的农耕经济需要高度的计划性；二来农业劳作非常累。

     说中国古代的农业劳作非常累，是有根据的。比如说“除草”的工作：中国属于季风气候，夏季降雨，所以稻、黍、粟等农作物在夏季跟杂草一起生长。而西欧的地中海气候（冬季降雨）适宜种植小麦，而冬季几乎不会生长杂草。夏季快结束的时候，西欧农民用马车犁一遍土地，杂草就翻作绿肥了。而中国农民则必须在夏季，将旱田中与谷物混杂的杂草亲手拔去。《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胁肩诌笑，病于夏畦。”（跟装出一副谄媚人的丑态的家伙打交道，真是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田里干活还要难受啊！）可见夏天顶着烈日拔草是多么辛苦的事了。

随着森林、湿地被大规模开发成为农田。华北地区就越来越干燥了。

    华北的地表上，一般覆盖着被称为“黄土”的土壤层。从超宏观的板块移动的角度说，随着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北移，使得西北地区逐渐干旱化，然后是西北的土壤表层被西北风常年搬运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轻到可以被风刮走的土壤微粒，均匀地洒落、堆积在黄河流域的地表——形成“黄土”层。黄土层是由微粒堆积而成的，土壤中有毛细管。由于华北地表空气较干燥，所以地下水就沿着“黄土”细壤的毛细管上升，蒸发到空气当中——农作物所必须的水分就这样逐渐流失了（与此相区别的，比如森林土壤，因为富含动物粪尿和腐败的枯叶，也就是有机质、腐植质，具有较强的粘性，形成土壤的团粒结构，就能锁住水分，不致流失）。

 为了防止地下水蒸发到空气中、从而造成“黄土”层的干旱化倾向，大约从春秋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农民就使用一种叫做“耰”的农具来弄碎土块。《论语.微子》：“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耰而不辍。（注：耰，覆种也。）”《庄子.则阳》：“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

   所谓“耰”（图1），就是播种时，将掘起的土壤弄碎、然后覆种的作业（在华北地区，如果翻起的土壤不回填，就这么推着，被太阳一晒，就很快干燥固化了）。就是说先挖出土，用“耰”弄碎，等播种完以后，再把弄碎的土壤覆在种子上。土块被整碎后，等于切断了原本与地下水连通的土壤毛细管，阻断了地下水的上升。

魏晋南北朝以来（四世纪~），“耙”（图2）等家畜牵引的碎土农具开始投入使用，直至现在。不过，春秋战国至汉代，还是要靠人力来碎土的，非常辛苦。

印度政书《Kautiliya Arthasastra（实利论）》云：王国由君王、大臣、国库、军队、都城、友邦等要素组成，而君王为各要素之中心，王精励则各要素都会好转，王怠慢则各要素都相应废弛。

      然后是唐德刚《袁氏当国》里的一段话： “我国历史上，往往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皇帝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的王政体制中，说什么“明清时期王权专制达到极致”（中学历史课本），“宰相实为王权之制衡”（钱穆），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其中所蕴含的“王权越专制、封建政治的弊病就越大”“王权越受到制约一点，政治就越开明、民主、自由”的预设，都是很无聊的。是一种跟西洋政治传统进行错乱对比的幻象。

       丞相制度的意义本身在于中央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丞相本质上是文官的头，其制度对立面是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那样的世卿世禄制、贵族执政制。丞相制度成熟于秦国，秦国贵族的政治基础被铲除后，相国多由六国的客卿来充任，这也是秦国的政治文化之一。丞相是政务官，所以不是终身制的。丞相当权时固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但君王一纸诏令就可以自由废黜。丞相制（别说宰相制了）根本谈不上对皇帝权力的“制衡”。丞相无非是帮皇帝打理国家这个家业的，那就是大管家。至于是设一个大管家总理其事；还是设若干个管家组成管理班子，并不改变临时工的本质。这和贵族政治是本质不同的。至于说，主人喜欢自己任其劳，不再需要外人代理了，这就是封建君王的体力或者心情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专制王权膨胀”的问题。

      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君权也曾“弱”过。比如第一，开国肇始往往会有庞大的军功集团（汉初、东晋、唐初、清初等），那个时候往往是满朝侯贵，王与军功集团通婚、共富贵。军功集团的代表人物还要出将入相，开国君主、乃至第二代、第三代都免不了憋着点，遇事不敢专断，跟丞相商量着做。这不是相权“制衡”王权的问题。而是军功集团横跨文武两道，君王的实力基盘还没有整顿好的问题。

      惠帝二年萧何卒，曹参继为相，惠帝怪曹参不治事，嘀咕“岂少朕与”（看不起朕）？小心翼翼托曹参儿子去打听，结果被曹参上课，大意是前丞相萧何定的制度已经很完备了，作为后人只要守成就可以了，小毛孩不懂政治不要乱插嘴。 ——有人赞叹道，看看那个时候，相权多大啊！其实，那个不是“相权”大，只能说功臣集团的代表曹参比较跋扈，同时惠帝比较年幼，只能以和衷安抚为上，如此而已。

       到了景帝的时候，景帝想封匈奴降者徐卢等为侯，问丞相周亚夫（军功集团代表、前太尉周勃之子）的意思。周亚夫当然以维护功臣集团特权利益的白马盟誓为依据强烈反对。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亚夫因谢病免相（《汉书.周勃传》）景帝只需说一句“丞相议不可用”就得遂所欲了，周亚夫辞职。后来周亚夫就被找茬整死了。到了景帝的时代，功臣集团已经无势。当然不可以“制衡”王权。

     第二，有时候会出现新君登基时刚好年龄比较小，所谓主少国疑的例子。这种情形下会有顾命大臣辅政，太后假权或者外戚权重的问题。这是一种政治病态，即君权过弱导致政治不安定的情形，当然钱穆再糊涂，也不至于说这是好现象吧。